赵紫阳：胡耀邦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摘自《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胡耀邦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四月二十二日）
赵紫阳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极沉痛的心情，悼念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的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在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胡耀邦同志从青少年起就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是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二九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少年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干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他的身上至今遗留有敌人的弹片。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同志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士改，剿匪反霸，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从一九五二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一九六四年底后他在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努力工作，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同志遭到严重迫害。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他担负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工作，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坚决进行整顿。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兼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处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所作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十一年来，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他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他重视调动我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任了大量的心血。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党的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他在关于当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讲话中，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四化建设实践中去，经受磨炼，健康成长。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他为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讲话，充分表达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为了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纪律和组织建设，推进各级领导班干的年轻化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为发展我党同外国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政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作出了努力。
　　胡耀邦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他深深地热爱党和人民，党和人民也深深地热爱他。全党全国人民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不知疲倦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近两年来，他仍以很高的热情关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不辞劳苦，到基层调查研究，鼓励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形势和光明前途，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他始终注意广泛结交朋友，通过同人民群众包括知识界和党外朋友的直接联系和坦率父谈，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营养。他曾多次长途跋涉，深入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边远地区和穷困山区调查访问，同当地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共商脱贫致富大计，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和对外开放。他还多次深入祖国边陲和海防前哨，亲切慰问人民子弟兵。他在处理党和国家重要事务的同时，亲自阅处了大量人民群众的来信，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谦虚好学，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正确的东西，敢于坚持，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他以身作则，待人宽厚，作风民主，手不释卷，追求新知，保持共产党人不断进取的活力。
　　胡耀邦同志与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我们要同心同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坚韧不拔，努力奋斗！
　　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维基百科：胡耀邦

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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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任期
1981年6月29日－1987年1月15日
（1982年之前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前任 华国锋
继任 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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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1915年11月20日，中国湖南省浏阳市
逝世：1989年4月15日（73岁），中国北京市
政党：中国共产党
配偶：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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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他是改革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具体执行者，1987年被指责反自由化不力而下台，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还存在争议的人物。1989年他的逝世成为后来演变成六四事件的全国性学潮的直接导火线。

官方简历
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长沙浏阳市中和镇苍坊村
1929年经本乡杨桂英介绍秘密加入共青团
1933年9月由共青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5年1月任红军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党总支书记
1937年10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一大队党总支书记、政治委员
1938年任抗大一分校政治部主任
193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1946年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期间参加北平军调处工作
1947年6月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9月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1948年8月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
1949年1月任华北军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4月兼任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5月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2月任中共中央川北区临时工委书记
1950年2月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57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年8月-1966年8月），期间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2年11月－1965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2月－1966年3月）
1975年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中共中央主席（1981年6月－1982年9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1980年2月－1982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1980年2月－1987年1月，其中从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到1982年9月十二大期间的总书记一职主要负责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从此，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头衔为总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8年－1987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1989年）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1989年）

早期
1929年，胡耀邦在浏阳中学读书的时候，秘密加入共青团。
秋收起义时参加革命，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役中负伤。曾先后担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等多项职务。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期间，胡耀邦主持科学院的工作，对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青年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后成为中国高层领导人之一。

担任总书记时期
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主席兼总书记。胡耀邦作为中国改革派曾经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亲密政治伙伴，是邓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邓小平曾一度考虑让胡在十三大后出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推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胡的两大功绩。
提拔重用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的陆铿在中南海访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被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
中共文件显示，中共元老们认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要求其辞职，邓小平指责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
李锐说，胡耀邦是他遇到的可以坐下来真正平等交谈的两个高层领导人之一（另一位为黄克诚）。

逝世
1989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期间，胡突然心脏病发，随即送至协和医院，情况虽没过危险期，但一直稳定；至4月15日早上，胡突然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早上七时五十三分逝世。
胡逝世后，随即翌日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园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借悼念胡批判1986年令胡下台的“老人政治”，及后发展成学生与民间联合运动并导致近代著名的六四事件。
胡去世后，骨灰按其遗愿归葬江西共青城。

诞辰90周年纪念
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纪念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会议估计有350人参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座谈会，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主持。
此前据路透社报道，先前定于2005年11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大会，以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将发表讲话将被降格规格和取消，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则以出访为由不出席纪念仪式。与此同时，胡耀邦在湖南浏阳的故居已经修复原貌，坐落在故居对面的新的胡耀邦生平业绩陈列馆也在紧张施工，准备在11月20号开放。
另外，《胡耀邦传》第一卷于11月25日上市（第一次印数十万册），与其相关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第一次印数二十万册）、原来被禁的《炎黄春秋》2005年11月号也放行出版上市，12月7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登胡启立撰文《我心中的耀邦》，为该报16年来首篇纪念胡的文章。

评价
胡耀邦1989年逝世时，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称：
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六四事件前官方有一定的纪念活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有邓小平参加的高规格追悼会，追悼会规格比叶剑英逝世时高出半格。此后，中国政府一直都对胡耀邦的评价忌讳莫深。直到胡耀邦九十冥寿的时，官方才重提1989年胡逝世讣告中的评价。
此外，民间亦有如下的评价：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领导共青团做得很好。
胡耀邦做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很亲民。
胡耀邦时代对西藏和新疆有六条政策，调整自治区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招工、参军、上大学、干部向少数民族倾斜，少数民族语文、宗教复苏。人们对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有不同的评价：很多人认为这些政策起着缓和民族矛盾、发展民族地区的目的。也有人认为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特别是损害汉族利益，民族矛盾也有加深，特别是新疆分裂势力日益猖獗。上至当时中央人员（指邓力群）下至新疆和西藏的干部（见王力雄《天葬》）称胡耀邦为“胡乱邦”。

子女
长子胡德平、次子胡德华、李恒（本名李满妹，为体现男女平等，满妹随母姓），李恒丈夫为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晓江。

多伦多报章：奥巴马左倾

文献

前言
　　一．什麽是《七七宪章》？
　　二．《七七宪章》产生的背景是什麽？
　　三．《七七宪章》的影响和意义何在？
　　四．《七七宪章》运动是怎样运作的？
　　五．《七七宪章》正文
　　六．《七七宪章》第一任发言人简历
　　㈠瓦·哈维尔：
　　㈡简·巴参卡：
　　㈢基瑞·哈杰克：
　　
　　前言
　　人权概念的产生、发展，和逐渐整合到法律条文中。成为文明人类生活的重要规范，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之一。这种进化是逐步展开的历史过程。首先是由文艺复兴与开始的启蒙运动将“人”和“人性”作为历史的主角，并导致了随后几百年中，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探讨和追求（著名的思想家有斯宾诺莎，洛克等）；进而人权天赋，人权的不可剥夺性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文献中得到确认（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二十世纪中，这种进化的最大特点是人权的概念和实施的国际化，并成为国际间交往的前提之一。一九四八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一九六九年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这些文件都具有国际法的效力，特别是后两个公约，在一九七六年又得到了三十五个国家正式签署生效，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其中之一。这一历史的进步，奠定了人权是超越国界的这一概念，及事实人权国际化的法律基础。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超越“阶级”的人权概念从来没有得到肯定。在二十世纪出现的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它们的法律条文中，一方面始终将公民的权利和所谓的“义务”捆绑在一起，从而在实质上否定基本人权的不可剥夺；另一方面则强调国家主权凌驾于基本人权之上，拒绝迎合人权国际化的趋势，和日益增加的国际监督，但是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加深，和斯大林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走入困境，人权的概念也逐步地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并成为反抗专制统治的理论及实践上的依据。捷克斯洛伐克是人权运动最深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东欧国家，当我们欢呼波兰人民的变革成功时，我们会想到波兰团结工会；在我们看到苏联政治制度的逐步改革，我们不会忘记萨哈洛夫及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前躯者的持久战争；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哈维尔，和其代表的《七七宪章》运动，促进了捷克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有条不紊的抗争行动，并最终导致了专制政府的垮台。

　　一．什麽是《七七宪章》？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百四十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及其他界阶层的人士签署并发布了要求保护基本人权的宣言，这个宣言就是通称的《七七宪章》，为了维护《七七宪章》所主张的人权原则，宪章的签署人前赴后继地同专制统治挑战了十几年，直至八七年捷克前政府的垮台，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宪章人权运动。

　　二．《七七宪章》产生的背景是什麽？
　　一九六八年《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扑灭了捷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布拉格之春”。在稍后的数年中，专制统治日益强化，人民被剥夺了几乎一切政治权利和言论表达的自由。与此同时，许多曾参加争取自由运动的人士，而对严酷的现实，也开始退却，很多人感到政治是一种欺骗，反对任何的意识形态。在道德上，整个社会也走向腐败，人们自私自利，恐惧当权者的权势，表面上假作忠诚，而内心里什么也不相信，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仅求自保。
　　这种沉闷的状况在七十年代中期渐渐出现转机，人们开始从挫折的震撼中恢复理智。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仅仅被动地应付并不能改善现状，而期望执政者来主动放弃政治上的压制是毫无希望的。由于捷克的相对平静，西方世界对那里的人民的政治上的压抑也没有足够的注意。
　　要求改变现状的最初动力来自青年，他们对六十年代未的入侵并没有深刻的记忆，他们的中间，涌现了一批追求现代艺术，音乐的，并力图表现自我存在的现代青年，他们的举止行为，不断地和当政者政治思想上的控制发生冲突。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发生的有关一群捷克青年音乐家的审判，这些青年音乐家由于自由地表达了他们内在的个人情绪而遭到政府的指控。这个案件引起了许多社会阶层的关注，人们打破沉默，不约而同地起而声援这些青年追求自由表达的权利，抗议政府的严密思想控制，通过这些呼吁和行动，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个人自由被压抑的可悲状况。
　　另一个方面，七十年代中，东西方关系逐渐由冷战走向缓和，在西方的文化艺术节的交流逐渐扩大、深入，其中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赫尔辛基协定于一九七六年签署（捷克也是签署国之一）。其中有明确的有关保障人权和自由的条款。美国总统卡特积极推动人权外交，力图把许多东欧和苏联的人权问题作为国际会议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这些国际形势的变化鼓舞了捷克人民争取自由、人权的信息和勇气。

　　三．《七七宪章》的影响和意义何在？
　　《七七宪章》的影响之一在于唤起公民意识，《七七宪章》中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虽然当权者首先应对国家的人权状况负责，但是每一个公民──如果他或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的话——也有一份不可椎卸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双重的，即对历史负责——作为一个公民，你曾做了什麽？和对改善现状负责——你现在能做什麽，和将实际做什么？这种责任是道义上的：首先我们应该说真话，拒绝谎言，恢复做人的尊严。自己的良心应该是行事的根据，做你真正认为正确的事。专制统治实质上就是谎言和虚伪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下，人们的心灵已被严重歪曲，打破这种统治第一步很简单，即主动把已扭曲的心灵改正过来，从自己的心里开始唾弃这种精神上的压抑。许多签署的公开认可表示了自己良心的诚实，说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签署宪章的效果之一是卸下了心理歪曲变态的重负。要人们全力以赴地改造一个社会可能很难，但是从自己开始，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却是立即可行的。《七七宪章》的力量，也是基于这种心灵上道义上的力量。
　　七七宪章的最初签名者仅有二百四十二人，在十年中，签名人逐渐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而实际操作，代表宪章运动的常常只有三位指定的"发言人"和少数协助他们的人，绝大部分宪章运动者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一位外国新闻记者曾向哈维尔指出，如此之少的宪章活动家是不会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变革的。在宪章运动和政府的关系上，“宣言”中已指明是建设性的，单方面地希望与政府主动对话；宪章运动的大部分文件是向政府发出的呼吁书或抗议信，这难免被认为是向政府恭维，并承认他们的合法性，甚至给人产生一种假象，即似乎政府愿意聆听不同之声并可以改正。
　　事实上，捷克当权者不仅完全漠视、拒不采纳宪章活动家的建议和批评，而且寻找各种机会，加强迫害宪章宣言的签名者。包括哈维尔在内的许多人权活动家，仅仅由于这些“上书”先后多次被捕入狱。在国外的许多捷克流亡者，部分人已由失望变成极度的冷漠，对捷克的一切已不再关心。另一部分人则反对宪章运动容纳前著名共产党人，甚至成为它的最高发言人之一。部分人更不理解宪章运动所自称的非政治性，指责宪章运动不以剧烈的政治变革，推翻共产党专制为目标。这种状况，使人们很早就不得不问，《七七宪章》运动的作用和效果究竟在哪里？
　　对于这些疑问，哈维尔等曾作过精辟的回答。七七宪章运动的一个根本宗旨是唤醒六八年苏军入侵后被摧残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这目标虽然看上去很平凡，但在实质上存著非常深刻的意义。
　　唤起公民意识的第一步是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宪法和国际公约等所赋予所有人，并在理论上是不可剥夺的——虽然在现实中却被当权者屡屡侵犯。其次是让人们有机会实际上行使这些权利，即号召人们不再像奴隶和无知者一样受人摆弄，人们有说出真话、维持人格尊严、在道义上表态的自由。向政府和当权者致函或抗议，或公开发表声明表明真实立场，这种运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训练，是在行使公民权。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疾呼，事实真相，批评政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人们，我们是公民，我们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对公共事务和当权者一样有一份责任。虽然执政者一再置之不理，并横加打击，但旁观者并不会永远无动于衷。这样的运作方式实质上在推动一种"社会民主大辩论"，在此过程中，公民意识渐渐得到加强，当权者可能的违法乱纪会遭到巨大的公众的道义上的压力。
　　从另外一方向看，“我们”这一部分人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则给更多的人树立了一种模式，提醒“他们”同样可以这样做，“他们”同样可以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道出事实的真相，政府虽然没有改变，公民意识却在变化，指责宪章运动非政治化，无远大目标的人，正好忽视了现实政治必须首先建立在健全的公民意识上。没有自由的、有自尊的公民，便没有民主的政治。政府的形式、法律体系、社会结构等等都是可以变化的，但是公民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这一点却是任何健康社会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七七宪章运动所致力于的正是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体制中，实质上一切人——包括统治者——都成为整个统治架构中的一个零件，虽然各自的功能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被驱赶着做制定的职能。这架机器也只有全体零件的协作一致才能进行，这也是为什麽说公民本身对专制体制的维持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这个机器的任何一部分，开始实行自己的独立性，就必然催化整架机器的失灵。在这个地方，专制体制是极为脆弱的，要求公民有自己的意识，行使独立的权利，正是在它的最脆弱之处猛砍一刀。捷克在过去几年中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则证明了这个要害处是选择对了。

　　四．《七七宪章》运动是怎样运作的？
　　《七七宪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特殊的形式和运作方式，正如宪章中所述，它并不是一个组织，没有常设机构和常规的会员制度，也没有法定的领导人，它的大部分活动由指定的“发言人”来代表，这种形式不仅是完全公开的，而且可以容纳任何人：只要他自愿赞同宣言中的观点，签暑宣言，他就成为七七宪章的一分子。七七宪章的创始人们并不积极谋求众多的支持者和签名者，而是希望从一部分人开始，以他们的道德上的原则和不屈的人格来为社会树立一种道义上的立场或社会良心，一旦你的心灵深处和这些准则吻合时，你即可以自愿加入或不加入。宪章的签暑者包括持有不同社会背景和政治观点的各界人士，作家、大学教授、前政治家、共产党人、天主教和基督教徒、青年艺术家和佛教徒等等，他们处于对基本自由人权的关切和对社会事务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签署了“七七宪章”。其中剧作家哈维尔、前共产党人外交部长哈杰克和著名哲学家巴多卡教授这三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七七宪章》的运动者对拒绝签名，甚至反对他们的人并无特别的怨言。更为重要的是，七七宪章并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其目的绝不是要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提出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虽然参加签署宣言的人不乏整体，和它希图解决的问题，都是非政治性的。与此相对照的是《七七宪章》最为侧重的是基本人权，特别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它关心过问的是一宗宗政府侵犯人权的具体案例，它采取的并不是政治的立场，而是人性的道义的立场，它诉诸的手段并不违反现存的法律，相反地，是试图维护法律的尊严，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督促政府履行法律、恪守义务和责任。在某些法律条文违反人权的情况下，要求修改法律。
　　《七七宪章》运动的大事记中所记录的活动，大部分是由“发言人”所签署的声明和公开信件。这些文件主要是针对具体的违反人权的案例向当政者，及关心的人士的呼吁。这个不屈不挠的声音，虽经常由于“发言人”的入狱而中断，但从来没有中止，新的“发言人”立即取代被捕的发言人，继续保护人权的呐喊。由于捷克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故《世界人权宣言》中各项条款在捷克自然生效，特别有利的是，捷克政府于七六年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前一公约前捷克政府没有接受第四十一条，即接受国际监督的条例）。因此宣言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条约中的条款，指出捷克实际上存在着的大量违反这公约即违法的案例，要求捷克政府不仅要在纸面上，而是要在实际操作中，遵守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七七宪章》运动采纳国际人权标准来监督政府所做所为的运作方式，很显然地使不断违反人权的执政者及其机构始终处于一个披告的地位上。

　　五．《七七宪章》正文
　　捷克斯洛伐克法律汇编第一百二十卷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出版，其中收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一九六八年就签署了这些公约，一九七五年在赫尔辛基又予以确认。上述公约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在捷克正式生效。从此捷克公民就享有这些公约所规定的权利，捷克政府就有义务履行这些公约。
　　这些公约所规定的人权和自由是文明生活的重要财富。为此历史上曾进行过许多持续不断的运动。这些公约的编汇。将极大地有助于人文社会的发展。
　　因此，我们欢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承认这些协定。
　　然而，这些公约的出版再次追切地指出了捷克基本人权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状况，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保证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对我们来说纯粹是一种幻想。成千上万的捷克公民仅仅由于他们持有和官方不同的观点而被禁止从事他们的专业工作，并受到来自当权者和社会机构的各式各样的歧视和困扰。他们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手段，成为一种实质上隔离的受害者。
　　成千上万的公民也被剥夺了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言中所表达的不受恐惧的自由。人们一旦说出自己的观点，就会陷入被解雇或遭受其他处罚的经常性危险之中。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保证了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此违背的是，无数的年轻人由于他们自己的观点，或甚至他们父母亲的观点而被排斥于学习大门之外。无以数计的公民担心一旦按照自己的信念畅所直言，他们本身，以至于他们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就会被撤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二节规定了“人人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或采取的艺术形式”，而人们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却遇到法律外的，甚至法律内的制裁，这种制裁常常采用刑事指控的形式，例如最近对青年音乐家的审判。
　　对所有通讯媒体和出版文化机构的集中控制压抑着公众表达自由。任何哲学的、政治的、或科学的见解，以至艺术的表达，只要稍微偏离狭隘官方意识形态或美学，就不准出版；对畸形的社会现象无法进行公开的评判；对由官方宣传机构虚构的、人身攻击般的指控不可能加以公开辩护；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明确保证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的法律保护实践中根本不存在。人们无法反驳捏造的指控；由法庭要求赔偿或纠正的尝试从无结果。在思想和艺术领域中的公开辩论被完全禁止。许多学者、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士，由于数年前合法出版过或表达了被现今执政者所指责的观点而遭受处罚。
　　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所着重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被系统化地侵犯：随意的官方起诉和对教徒活动的干涉；教徒经常受到威胁要吊销他们履行教务的许可；经济的或其他的手段也被用来对付在言论上，或在行动上表达宗教信仰的人士；宗教培训也被限制等等。
　　现存的体制就是一种侵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剥夺公民权的工具，按照这个体制，所有国家机构和组织实际上只接受来自执政党当局的政治指令，和大权在握的个人的决定。共和国宪法、法律和其他法制规则无法制约这些决定的形式和内容，及其发布和实施。这些决定通常仅仅由口头发出，公众基本上无法获悉也无权利去审核。发布指令的人，只对他们自己以及所代表的统治阶层负责。然而这些指令却对制定法律，对政府、司法；对工会、利益集团；对各种组织和其他的政党；对企业、工厂、学院、办公室、学校等等行政机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他们而言，这些指令高于法律。
　　每当某些组织或个体公民在解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时，只要与这些指令发生冲突，他们便无法求助于任何非党派的权威机构，因为这种机构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形无疑构成了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五条及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权利的严重限制，因为第二十一条和二十二条提供了结社自由，并禁止对履行这种自由的限制；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参与公众事务的平等权利；第二十六条则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类似的这种状况阻止了工人和其他人士履行他们的不受限制地建立工会和其他组织以保护他们经济的和社会的利益，也阻止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二节所提供的享有自由罢工的权利。
　　内政部以各种形式粗暴干涉公民的私生活，这违背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证的“明确禁止对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任意干涉”的进一步的公民权。比如，窃听电话、私拆信件、跟踪私人活动，搜查住宅，建立居住区域的告密者的网络（经常用威胁利诱的方式来招募告密者）等等。内政部频繁地干扰雇主的决定；鼓励官方的，及其组织的歧视行为；对司法部门施加压力；甚至操纵新闻媒体，大作舆论，这些行为不受法律制约，并使公民不知不觉地失去保护自己的所有机会。
　　在基于政治理由进行迫害的许多案例中，检查机关和司法机关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律所切实保障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在这些案例中，受刑者所遭遇的处置是一种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和对他们健康的迫害，其用意在于摧毁政治犯的意志。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二节保障每个公民都有权利离开国家。这一规定被不断地违反，或者在保护国家机密的籍口下强加各种不合法规的条件（见第三节）。对核准外藉者的入境签证也是随心所欲地处理，许多人仅仅由于他们曾经在职业上，或个人之间与被歧视的捷克公民有所交往而被拒绝入境。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私下地在他们工作场所，或者通过可能的公共渠道，即外国的新闻媒介来唤起人们关注对人权和民主自由的系统性的侵犯，并要求改正某些案件，然而他们的呼吁基本上被漠视，或为警方的调查找到了根据。
　　政治及国家的当权者理应首先负有在我国维持公民权利的责任，然而，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对现存状况。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因此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监督遵守对全体公民和政府均有效的神圣的法律规定。正是基于这种对共同责任的认识，和我们对自愿公民参与的意义的信念，以及将此责任重新有效地表达出来的广泛需要，我们萌发了创立七七宪章的思想。今天，我们公开宣布七七宪章的诞生。
　　七七宪章是由具有不同观念，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的人们所组成的自由、非正式和公开的团体。以个人的或集体的努力在捷克和全世界争取公民权和人权的尊严的意念使我们团结起来。根据前述的两个国际公约，根据赫尔辛基会议的最终协定，根据无以数计的反战争、反暴力、反对社会或精神压制的许多其他的国际文件，这些权利是一切人们所应享有，并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到了详尽地表述。
　　七七宪章产生的背景是一群对上述理想志同道合的人士的友谊和团结。这些理想也已经激励了，并将继续激励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七七宪章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规章和永久的机构，也没有正式的会员制度，它欢迎同意它的观点、参加它的工作、支持它的任何人。七七宪章并不构成政治反对派活动的基础，他和东、西方国家中许多公民启迪运动一样致力于促进广泛的公众利益，因此，七七宪章并不旨在提出自己的有关政治和社会改革，改造的纲领，然而七七宪章极其重视违反人权和公民权的各种个人案例，并准备文件，建议解决方法。它也提出较有广泛的意义的议案，其目的在于加强人权和公民权，以及这些权利的保障，在各种可能引起不恰当冲突的情况下，七七宪章也充当调停者，通过在这些规围内的诸如此类的活动，七七宪章希望和政治国家机构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七七宪章的名称已形象地指明了它诞生于一个被称作“政治年”的年初。这一年中，在贝尔格来德举行的会议将审查赫尔宰基协定的执行情况。
　　宪章的签署者授权简．巴多卡（Janpatocka）教授博士，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Havel）和基瑞．哈杰克（JiriHajek）作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在和政府及其机构的对话中，和在国内国外的公众场合，发言人具有全权代表七七宪章。七七宪章颁布的文件由他们签名生效。发言人将接受签名者和其他加入的人士作为写作者，参加任何必须的谈判，执行特定的任务，并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相信，七七宪章将帮助所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使他们能够作为自由人而工作和生活。

　　六．《七七宪章》第一任发言人简历
　　㈠瓦·哈维尔：
　　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著名的剧作家和散文作家。由于他的父母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前是所谓的“资产者”，他在六十年代前无法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直至六十年代中期，他已相当成名之后，才获得机会进入布拉格戏剧学院学习和研究，并于一九六七年完成学业。其时，他的许多剧作已上演，享有“荒谬剧”大师的盛名。他也是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在“布拉格之春”发生时，他公开抨击文字控制，支持改革。在苏联军队于六八年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他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他的作品被禁演。他的作品“乞讨者的歌剧”曾偷偷上演，但演出者稍后被审讯和被捕。
　　由于他是《七七宪章》的发起者和最初的三位发言人之一，他被严密地监视，几乎天天遭到有关当局的盘问和搜查，他被剥夺了作家的一切权利，没有办法找到专业工作，曾经在一家啤酒厂里打杂为生。
　　七七年一月，《七七宪章》发布后的二个星期，哈维尔被捕，单独监禁了约四个月，五月份被释放后，他继续支持《七七宪章》，但他的发言人一职由他人暂时替代。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再次成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他也是著名的“保护非法受害者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此委员会的宗旨是“贯彻《七七宪章》精神，关注被政府非法关押迫害的人士，记录警政当局的滥用权势和暴力的行为”。一九七七年十月，哈维尔和其他三人因他们将一九四八年前政府司法部长德第拉的自传寄往外国而受审，哈维尔被判刑十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从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至七九年五月，哈维尔被软禁在家，所有和他接触的人都被照相、记录。他们汽车后窗玻璃和轮胎均被有意破坏，电话线被切断，住房的水和暖气供应也被中断。七九年五月哈维尔由于"保护非法受害者委员会"的活动而被正式被捕起诉，被判刑四年半。在审判期间，他曾有一机会移民国外，但他拒绝离开自己的国家，宁肯坐牢。在坐牢期间，哈维尔受到严酷的对待，每天必须完成远胜于他体力的繁重劳动，最初他可以写日记，但其中内容受到限制，他曾写信给法国共产党领袖，叙述政治犯的境遇，结果被惩罚，失去了接收外来邮件的权利，并承担更繁重的体力劳动。哈维尔最后在狱中患病，染上了肺炎，住进了监狱医院。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于八三年二月初被提前释放。
　　他获释后，仍是《七七宪章》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他的著名论文《无权者的力量》、《对沉默的分析》等在国外公开发表，并在国内秘密流传。虽然不在狱中，哈维尔仍受到严密监视，并常常被有关当局拘留和刁难。从一九六八年起，哈维尔就不敢出国，担心一旦出国，就会被取消公民资格，无法再返回捷克。因为这个原因，他无法出国去接受授予的荣誉学位和奖金，及参加他的作品的首演。他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信念：“虽然我无权无势、孤身一人，但我比那些假借民意的当权者更有力量。因为我在用生命去告诉人们真理。”他的道德勇气极大地鼓舞了捷克人民反抗专制的信心，在八九年爆发的东欧民主运动中，哈维尔成为代表人民声音的“公民论坛”组织的发言人，推动捷克一举走向民主社会。哈维尔在九零年被正式选为捷克的总统。
　　
　　㈡简·巴参卡：
　　《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和首届发言人之一，出生于一九零七年六月一日。是捷克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个人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深信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然权利。作为著名的哲学教授，他吸引了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入《七七宪章》运动。在《七七宪章》发布后，他受到了当政者的诘难，他逝世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享年七十岁。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他被迫接受警察局长达十一小时的审问，并在他不支时，拒绝为他求医。这审讯后第三天，巴多卡就因脑充血瘁然长逝。其时，《七七宪章》才发表了二个多月。
　　巴多卡一生中只在大学里教了九年书，他的教学生涯第一次由于纳粹在一九三七年的入侵而中断，在共产党执政后，他再次中断教学。在一九六八年，他再次返回大学讲坛，但在一九七一年被强迫退休。他曾是位于巴黎的国际哲学家学院的院士。他的著作在国外流传，但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被查禁。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得已广泛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为学生举行非正式的讨论班。这些讨论班稍后被称之为"巴多卡大学"，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
　　在政治恐怖的年代里，巴多卡从来没有对将来的变化失去信心。对于《七七宪章》运动，他曾信心满怀地写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取向，这就是注重基本人权，注重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中的道德因素。《七七宪章》将永不止息地唤起人们根据法律所应有的权利；《七七宪章》也将不时地提醒，不仅我们的人民，而且世界的公众来注意，我们应有的权利。不论这样做会导致怎样的危险，我们都不会中止。”巴多卡的确以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㈢基瑞·哈杰克：
　　出生于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前共产党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八年间，他曾担任共产党和政府机构中的重要职位。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入侵捷克时，他作为当时的捷克的外交部长，在联合国会议中严厉谴责苏联在捷克动用武力的行为。
　　哈杰克先后担任驻英国的大使（1955-1958），驻联联合国大使（1962-1965）和政府的教育部长（1965-1968）及外交部长（1968）。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在苏联的要求下，被迫辞去外交部长一职。一九六九年被清洗出中央委员会，一九七零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一年被开除出一个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其院士资格于一九七六年被取消。
　　哈杰克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和最初的三位发言人之一。在宪章发布后，立即遭到当局的审讯。在哈维尔被捕，和巴多卡骤然长逝后，他曾一度成为宪章运动的唯一发言人。和其他宪章签署者一样，他被警察机构严密监视，多次被抄家和被公开攻击。他的一个友人曾对他的处境作了如下的描述：“每天清早到深夜，一辆警车和三位侦探始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当他外出散步或跑步时，也总有两位侦探尾随在后。有一次，一个跟着他的便衣警察竟将强烈刺激性的液体喷人他的眼睛，使他原来就患的视网膜出血的疾病更加严重。针对这些侵犯，他向当局不断提出强烈抗议。”在这些困难情况下，他仍坚持《七七宪章》的原则，不断发表有关人权的论文和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为《人权，社会主义和缓和》一书。哈杰克认为：“《七七宪章》运动是致力于引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政者在处理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上全面遵守社会主义的原则。”他信仰的是：“具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和具有人性化的宗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杜导正无意退出《炎黄春秋》

邵燕祥诗赠《炎黄春秋》

昨夜急就七律二首，请过目，如以为可，敬烦代转炎黄诸君子一阅，聊表寸衷耳。
燕祥

感事二首，赠杜导正、徐孔并《炎黄春秋》杂志全体老中青同志

冰点前年未结冰，八书先禁后风行。
久承扫穴犁庭志，惯念倾家荡产经。
舆论纷纷芒在背，史实凿凿眼中钉。
者番再试强梁手，翻却棋枰天下平。

无私无畏证行藏，义帜今擎八万张。
民主不能行海内，夜谭未必出天方。
炎黄恐失春秋笔，风节应同日月光。
忽忆人在阵地在，一声不退气堂堂！

邵燕祥
十一月十七夜


另悉，《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吴思接受某台记者的采访，对记者证实，《炎黄春秋》杂志社确实收到了来自官方的礼貌的"劝告"。
吴思告诉记者，他们确实接到了来自官方的非正式劝告，劝说《炎黄春秋》现任社长，原新闻出版署署长，85岁的杜导正退休，离开杂志社。据说，被劝退的，还有杂志社副社长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
吴思说，《炎黄春秋》编委会认为，杜老虽然已有85岁，但身体很好，德高望重，是杂志社的巨大财富。全体编委都认为，杜老如果离开，对杂志是将是巨大损失。因此不希望杜老退休。吴思认为官方的理由不能成立。他说，从杂志社的层面，已经完成了编辑部的年轻化。“以年龄来说，我51岁，是杂志社总编辑，常务副社长。”
吴思说，劝告目前还是来自官方有礼貌而节制的劝说，并没有书面的通知或者处分。不过据杂志社了解，来头比较大。
记者了解，杜导正先生已经表态，拒绝了这一劝告，不退休。杨继绳先生也告诉记者，以吴思的表态为准，无意退出杂志社。

《炎黄春秋》再次面临整肃

炎黄春秋面临整肃

亚洲周刊（江迅）

《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六四之后有关赵紫阳的首篇正面报道专文，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不满，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主管文化部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休。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明年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引起境内外极大关注。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担忧多年的事终于悄悄降临，人们感到了寒意。屡屡发表说真话文章而“为改革鼓与呼”的《炎黄春秋》月刊，日前遭北京当局整肃，此举被政治学者视为“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一场封杀媒体的大戏”。
事缘《炎黄春秋》九月号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的七千字长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是自六四年以来，中国大陆传媒首次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专篇正面报道，讲述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农村基层调查并调整农村政策，获得“要吃粮，找紫阳”美誉的故事。
当下，各地都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而再过七个月正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週年，在这重要而又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正涌动著一股激流，“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事情未来的发展，引起境内外的极大关注。
据悉，孙振的长文九月发表后，当即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的不满，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二十多天后，即十月中旬，文化部著手处理。《炎黄春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的一个社团。文化部欲以《炎黄春秋》的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编委年龄过大为藉口，更替领导班子。
不过，有人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下手处置确实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当今要求“还权于民”的理念下，文化部迟迟难以作出抉择。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人们以为事情或许淡化了。不料，日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终于传达指令，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下来。
孙振长文的责任编辑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年逾八旬的杜导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身体硬朗，一些重大稿件都由他动手修改、最后拍板。
编委、副社长杨继绳说，杜导正是“八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有读者还加了一句“四十岁的思想”。杜导正始终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退步，也不能激进，而应该有序地、稳固地、逐步地“碎步前进”。
作者孙振，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文章开篇说：“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后期，心系民生，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需要在省际交流干部，孙振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赵紫阳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出任省委书记。于是他俩有了交往。一九七六年，四川“文化革命”的派别争斗依然严重，一次，他随赵紫阳下农村“微服私访”。文章回忆说，赵紫阳每到一地，不淮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直接步入田间与农民交谈。这次出行共走了十多个县市，零距离感受赵紫阳在那个特殊年代，坚持实事求是、调整农村政策的许多故事。
孙振在文章最后说，“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讚誉。”
《炎黄春秋》接连刊出关于赵紫阳的文章。二零零七年七月刊登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的《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是一九八九年以来首次在公开报刊上正面出现赵的名字。随后，又连续发表了田纪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零七年十二期），《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一期），《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二期），《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零八年三期），每一篇都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于是赵的名字渐渐脱敏。零八年第四期又刊登赵的秘书李树桥的文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也肯定了赵的贡献。第九期孙振的文章是第一篇长篇专文。有评论认为，这就是在目前态势下的一种“碎步前进”、“逐步推进”。
二零零九年六月，是“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炎黄春秋》如此敢于突破，有高层人士担心会引起国人更进一步联想。《炎黄春秋》是中共党内一批老干部主持、聚集的“家”，是当下中国能对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有所突破的唯一阵地。
二零零八年春夏，中国政坛传出奥运之后媒体宣传政策会收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宣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认为“今年的中国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多事多难，大喜大悲”，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未来前进道路上，“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更主动出击。
时下，中共体制内已退下高位的一批老干部闻悉《炎黄春秋》面临整肃，纷纷对杂志社作出声援，他们认为对文化部的处置绝对不能让步，“文死谏，武死战”，要“宁可站著死，绝不跪著生”，“这不是杜导正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大批老共产党员发表声音的阵地是否存活”，“这一阵地来之不易，不容被剥夺”。
《炎黄春秋》于一九九一年创刊，在老将军萧克和张爱萍的支持下，一批中共党内老人白手起家创办，至今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由自己经营。这些办刊老人不善经营广告，主要靠发行量。《炎黄春秋》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最初发行量四万多，近年每月都是数百数千增加，如今总发行量已超逾八万册。
二零零八年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的二零零八年办刊框架，总的说思想要解放，要有突破，要‘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这‘大框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三个代表、十七大报告，这些要守住。我们有几个硬性规定，有些问题内部探讨怎麽谈都可以，但公开发表就不能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事件今年不碰，***不碰，现任的和上一届的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不碰。”他认为，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前进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今后要继续前进，非突破这一条不可。他说：“我提出‘碎步前进’的理念，慢慢推进，向前走二十年、三十年，条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我是乐观派，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我常常说要记住林则徐的那副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杜导正说：“现在的舆论环境，主流是不错的，当然前进中一定会有波折，他们进一下，退一下，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我们杂志的理念是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对人对事公平，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认可。”杜导正认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就是要回应胡锦涛的号召，放宽言路，营造宽鬆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更大的责任。
这些年来，在杜导正主持下，《炎黄春秋》发表了引起当局某些高层人士不满的重要文章，大致有五类。除了上述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外，第二类是关于胡耀邦的文章。
从一九九四年胡去世五週年刊登第一张照片并配小诗起，直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九十週年纪念座谈会，前后刊登了三十多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胡耀邦的名字从和赵紫阳一样敏感到脱敏，最后竟召开纪念会。一九九四年第一篇关于胡耀邦的照片刊登后，当局曾下指令收回该期杂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胡的纪念座谈会在十九日召开，此前半个多月发行的《炎黄春秋》十一期杂志，由于发表田纪云、任仲夷等十四位中共老一辈高官的文章《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竟然也被下令禁止发行，引起读者强烈不满。不过，此后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彻底开禁了。
第三类是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每次中共党代表大会，《炎黄春秋》都会发一篇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写给大会的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中共召开十七大，即二零零七年十月发表了他的《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中共十六大，即二零零三年一月，发表了《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转发，但报纸被查封。
此类文章在《炎黄春秋》中佔有极大比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刊登十一位专家学者笔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文章，主题是“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七月发表十六位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总标题是“汶川地震：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鼓吹开放传媒空间。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引起巨大反响。二零零七年六月，发表了谢韬和辛子陵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二零零八年二月，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此外，还有六月号的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七月号的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八月号的彭迪《普世价值：驻外记者的感想》，十月号的应克复《我看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十一月号的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等。
第五类文章是以亲身经历的史实，还原敏感而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炎黄春秋》率先还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个公道，接著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炎黄春秋》众多文章如实记载当年“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的文章。零八年七月发表金雁的《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重新评价十月革命。在全国媒体闭口不提“文化革命”的现状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却一再发表文章描述文革。
十一月七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採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依法保护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採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
北京一批中共党内老干部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为什麽文化部还要对《炎黄春秋》作出整肃？创办这麽多年来，《炎黄春秋》被“整”挨“批”达***次，跌跌撞撞，步履维艰，但毕竟走过来了。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鑑，与时俱进”为办刊理念的《炎黄春秋》的命运，正引起世人的关注。

如果是“华胡体制”

華國鋒是中國大陸結束文革、開啟開放改革大門的關鍵性人物，由於時間的久遠，更由於中共的宣傳，港人除了“六四”，一般容易把經濟改革開放的成就想當然歸功於鄧小平，本期高瑜的文章打破了這一誤區。華順應民意和時代的潮流，結束了毛澤東個人獨裁專制，領導中共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本來中國有希望實行政治轉型，恰恰是鄧小平的違憲擅權，復辟了個人獨裁。作為開創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領袖胡耀邦，最重要的功績都發生在華任黨政軍一把手的時候，他自己當了總書記之後反而處處受制，最後也被迫辭職。如果華胡合作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能得以維持，今天香港可能是另外一個局面，至少不會有鄧當年對香港事務的獨斷專行，至少不會有“六四”。可惜，歷史沒有如果，這是中國的悲哀、香港的悲哀，也是今天仍會有人紀念華的原因。


華國鋒的下臺和胡耀邦的上臺
——結束舊時代和開創新時代的兩位中共領袖

高瑜

　　【作為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領袖胡耀邦，最重要的功績都發生在華國鋒擔黨政軍一把手的時候，他自己當了總書記之後反而處處受制，最後也和華國鋒一樣，被迫辭職。這是不能不讓人反思的一段歷史。】

　　八月八日看了聲勢浩大的京奧開幕式，得出的印象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模式的象徵——一黨專政下的“大國崛起”，因此對後邊的閉幕式興味索然。八月二十日八七歲的華國鋒溘然長逝於三○五醫院。外媒報道“華國鋒在奧運會的一片喧鬧中逝去”。今年四月和姚監複先生一起到北京醫院看望胡績偉先生，恰好遇到華國鋒坐著輪椅從轎車上被推下來，身體狀況比較半年前坐在十七大主席臺最後一排打瞌睡時要差許多，已經預料到這位和藹又沉默的老者來日無多了。
　　在醫院和胡績偉先生談到華國鋒，沒想到老人家語出驚人：“胡錦濤如果不能把胡耀邦、趙紫陽的民主理念與作風學到手，那麼至少要學習華國鋒的寬容態度，體現一個政治家的‘宰相肚里可撐船’的寬大胸襟。千萬不要像鄧小平那樣，動不動就火冒三丈，急於罷官、動兵，隨便表態定性：‘右派’、‘反革命’、‘動亂’，而且即使明知錯了，還死不認錯，決不悔改，一錯到底，釀成歷史性災難和難以化解的嚴重後遺症。”
　　▲《華國鋒同志生平》顛覆了鄧小平主導的中共中央決議
　　華國鋒去世之後，新華社頒發的《華國鋒同志生平》受到人們的關注和好評。《生平》稱：“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先後主持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十一大、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他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幹部群眾的要求，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他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在他的推動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華國鋒同志在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從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到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標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兩年又兩個月。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這兩年定為“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確定“徘徊”的根源在於華國鋒“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壓制一九七八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
　　從無情批判到正視現實，《生平》無疑是對鄧小平掌權後的中共中央重大決議的顛覆。符合党心民心。華國鋒從毛澤東去世次日通過李先念聯繫葉劍英、隨後又親自找葉劍英、汪東興，決心解決“四人幫”，到十月六日一舉粉碎“四人幫”，使他成為結束文革，結束一個舊時代的中共領袖。對於華國鋒的應有地位，《生平》仍舊在回避。一向實事求是的胡耀邦早在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次會議上就說：“我個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兩年多，我們搞了一場政治上的搏鬥，階級鬥爭的大搏鬥，確實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出現了多少驚心動魄、雄偉壯觀的場面。我建議在座的歷史學家想一想我們兩年多來的經歷，以便幾年之後好寫這兩年多來的歷史，作出公正的評價。”如何評價華國鋒主政的七六─七八年，不僅關係到客觀公正記述歷史，也關係著中國未來的發展。胡績偉先生一批親歷者，從去年十七大開始，就又一次重新書寫近三○年的歷史，他在姚監複的幫助下，要整理十七個重大問題。鮑彤先生陸續破除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神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大會的神話”。今天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儼然又回到三十年前解放思想的起點上，需要對新的“凡是”進行破除。為了獲得更多的真相，我最近採訪了研究胡耀邦的政治學者李盛平、林京耀，並和林京耀一同採訪了胡耀邦的秘書李漢平和高勇。
　　▲是華國鋒主政時期的黨中央啟用的胡耀邦和趙紫陽
　　胡績偉回憶，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華國鋒、葉劍英等黨中央領導採取斷然措施，粉碎“四人幫”後，十月八日葉劍英派葉選甯通知胡耀邦，準備迎接將分配的工作，並詢問對當前如何治理國家的建議。胡耀邦十月十日對葉選寧說：“自古以來，有識之士，總是說，大亂之後，要順從民心。民心為上。根據這種遠見卓識的道理，我以為當前有三件事特別重要：一、停止批鄧，人心大順；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這就是胡耀邦自稱的‘隆中三策’，實質上發展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政治路線。胡趙十年新政的從政指導思想就是：尊重民心，保障人權，服從民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當年調胡績偉到《人民日報》擔任總編輯重要職務，親自談話的正是党主席華國鋒。華國鋒對胡績偉說： “少數人開會，建議你到《人民日報》擔任總編輯。你有什麼意見？”胡績偉答道：“我只擔任過副職，只能做副總編輯。總編輯的工作，我不能承擔重任。”華國鋒採用激將法，反問胡績偉：“你比魯瑛，怎麼樣？誰更強一些？”魯瑛是“四人幫”挑選的《人民日報》總編輯，做報告曾把“墨西哥”說成“黑西哥”。胡績偉想也不想立即回答：“那我當然比他強。”於是華國鋒就說：“那好，你比他強，你就代替他。明天上班，當《人民日報》總編輯去。”這樣， 正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遭批判的胡績偉第二天就到《人民日報》社上班去了，擔任了總編輯。
　▲中共製造宣傳誤區掩蓋鄧小平阻止平反冤假錯案　
　　胡績偉提出從鄧小平欽定、趙紫陽宣讀的胡耀邦的追悼詞和生平，到曾慶紅在耀邦九○誕辰紀念會上的紀念講話，有意製造了一個宣傳誤區，把“真理標準”大討論放在平反冤假錯案之前，從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看，平反冤案在前。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新華社全文轉發。五月十二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九家報紙、十三日又有一五家省級報紙，全文轉載此文。關於平反冤假錯案的輿論宣傳和組織落實工作，早在一年前的一九七七年三月三日胡耀邦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以後，就在推動從政治、思想、理論、路線上肅清“四人幫”的流毒時，重點抓了平反冤假錯案，目的是解放幹部、解放人。胡耀邦組織撰寫、並親自修改了一七次的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糾正過來》，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早於真理標準的討論。而且，應當指出，胡耀邦敢於提出發動和領導平反冤案，正是解放思想的鬥爭，因為重大冤案都是毛澤東親自製造的。有意製造了這個宣傳誤區，目的在於要貶低胡耀邦的偉大功績，把功績加給鄧小平。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部長。一九七八─一九八二年在胡耀邦導下取得了平反冤案的偉大成果，全國在復查各類案件中涉及五○○萬人，屬於文革中的案件約二九○萬人，包括劉少奇等高級領導幹部和老舍等黨外人士，文革前歷史遺留案件一八八萬件，平反糾正三○○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復查糾正錯劃右派五四.七萬人，糾正錯劃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二.五萬人；為四七萬名中共黨員恢復了黨籍；加上千萬名受牽連的幹部、群眾及家屬，同時妥善處理了文革中犯錯誤的人員。解決了殃及一億人的問題。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共產黨再一次贏得民心之舉。平反冤案阻力來自“凡是派”和鄧小平。主管中央專案組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拒絕把這些專案大權移交給中組部部長胡耀邦。但是隨真理標準討論，“兩個凡是”被衝破了，汪東興掌管的大案經過艱難曲折還是能獲得平反。鄧小平阻撓的就不一樣了，反右運動留下尾巴，高饒案沒有解決，阻力都在鄧小平。一九八○年二月─四月圍繞《人民日報》為劉少奇平反的社論題目胡績偉和胡喬木進行過一場激烈爭吵。胡喬木定為《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胡績偉建議改為《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並徵求胡耀邦的意見。胡耀邦同意人民日報的修改意見。遭到胡喬木的批評和拒絕。胡喬木強調，他轉達的是鄧小平的意見，《恢復毛澤東思想本來面目》的題目與他口授的社論內容，不能改，一個字也不能改。題目不能改，內容也不能改。胡績偉告訴胡耀邦以後，胡耀邦也沒辦法。社論發出後，遭遇群眾來信的炮轟。
　　▲七七─七八恢復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
　　從一九五三年就跟隨胡耀邦的警衛秘書李漢平說：“耀邦在那兩年時間內把重要的幹部全給當了，黨校校長，組織部長，中宣部長，秘書長。實際上就是黨務的這塊他全都包了。”另一位長期擔任機要秘書的高勇說：“那段時間好像哪里都需要耀邦，而且他到哪去局面很快打開了。”
　　作為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領袖胡耀邦，最重要的功績都發生在華國鋒擔黨政軍一把手的時候，他自己當了總書記之後反而處處受制，最後也和華國鋒一樣，被迫辭職。這是不能不讓人反思的一段歷史。
　　今年中共統戰部副部長，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懷著滿腔的激情和深情寫了《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分上中下篇發表在《財經》雜誌，六月十日發表的中篇中真實寫下胡耀邦和華國鋒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的重要關係，是最珍貴的史料。一九七八年五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胡耀邦繼續在《理論動態》上擴大戰果，其中《歷史潮流滾滾向前》的重要文章，胡耀邦看了五遍，華國鋒也看了兩遍。胡德平寫道：“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為主宰。但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實》文，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組織、引領、推動這一討論而停止他的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結束以後，黨內還是恢復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氣，政治空氣畢竟沒有‘文革’之中那樣恐怖可怕。國鋒同志的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耀邦同志八月十八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他說：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於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後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
　　“一九七八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胡績偉對華國鋒的寬容大度有親身體會，他回憶在華國鋒主持的會上，汪東興公開指責他，他也針鋒相對地進行反駁，對於 激烈的爭論雙方，華國鋒沒有做偏袒汪東興的插話，最後也沒有做總結或表態支持汪東興。實際上，華國鋒允許胡績偉當著他的面批評汪東興，也就是批評華國鋒本人。散會後，華國鋒還主動同胡績偉握手。胡績偉認為華國鋒具有的寬容大度，在黨政軍大權在手的領導人身上是很重要的很寶貴的品格。
　　李漢平記得七八年六月二十日、二十四日胡喬木連續來家找胡耀邦，說“你不能再這樣寫，這樣黨就分裂了”。汪東興不准《紅旗》刊登真理標準討論的文章，在宣傳系統批評人民日報。從來聽夠了爭論才做決定的華國鋒講話了，他說“怎麼能說真理標準的討論是砍旗呢？”
　　▲華下胡上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再一次紊亂
　　“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歡欣鼓舞呢？”這是鄧小平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經由汪東興轉華國鋒的信中的一段話，由鄧的要求下發全黨，這封信距離華國鋒以党的主席身份挨批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過兩年，距離華國鋒下臺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也不過四年半。與“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差得可遠了去了。
　　華國鋒五五歲接班，是最年輕的党的主席，到一九八一年六月的六中全會，華國鋒被迫辭職已成定局。誰當党的主席，經過最激烈的較量。七七歲的鄧小平是最想當的，有人推舉葉劍英，葉以八○多歲推辭，但是他不同意鄧小平，因為他根本不同意華國鋒下來。最後新的党主席落在工作成績最突出的胡耀頭上。趙紫陽當選為党的副主席，鄧小平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在胡耀邦的提議下，華國鋒擔任党的副主席。
　　一二大又經過一輪較量。胡耀邦堅辭党的主席，主張鄧小平當党的主席，自己擔任副主席，鄧小平試探提出葉帥當。葉帥說：我不成。鄧問：誰來當？葉回答：耀邦當，我建議你也不要當。據說是陳雲的意見成為定局，他對鄧小平和胡耀邦說：不要爭了，就是你們兩個矮子當政。胡耀邦堅持不設党的主席，只當總書記，並堅持給華國鋒政治局待遇。
　　鄧小平將党的一把手和軍委主席分開是違憲行為，八二憲法，為他而修改。華國鋒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努力建立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被破壞殆盡，毛澤東遴選接班人制度被鄧小平擴大為隔代指定。胡耀邦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和華國鋒巧合，也呆了五年。在他被迫辭職的生活會上，鄧小平對他說：你對華國鋒始終恨不起來。
　　▲中國重新需要一次七六─七八年的大變革
　　隨華國鋒的辭世，人們自動將他和葉劍英、胡耀邦這些與七六─七八為人民立下功勳的領袖人物聯繫在一起回憶。
　　胡德平文中披露胡耀邦和華國鋒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機會。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開展“四清”運動，兩人共同工作長達一年半之久。
　　李漢平回憶文革中胡耀邦是走資派，華國鋒當了黨的第一副主席以後帶著家人來看過耀邦，當時住在富強胡同。胡耀邦去世之後，華國鋒到家來悼念，看望了李昭夫人，他很有感情地說：“李昭同志呀，唉呀，我不知道耀邦同志有病呀，我來晚了！我要知道他有心臟病的話，我就會早點來，給他介紹介紹心臟病不可怕，主要是要注意什麼什麼……。”看得出，華國鋒很沉痛。
　　八月二十一日胡德平代表全家到西皇城根的九號大院吊唁，韓芝俊夫人對他說，華國鋒看了他寫的《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只限上中篇，下篇發表於九月），一直想約他談話，因為住院，沒有來得及。二十二日，華的二兒子蘇斌專程回訪，與胡德平再談。
　　中國不再缺乏強人，缺乏的是對人民真誠而寬宏的領導人。